“我1930年出生，老家在张店区（现淄博高新区）卫固镇傅山村，今年已经95岁了，说起我在周村解放时的经历，首先得从我参加革命谈起。”
近日，在孙家廉位于周村的家中，这位身穿蓝色T恤、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着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你们也许不会想到，我是坚持了3次才得以加入八路军的。”
不惧危险 15岁开启革命生涯
“第一次想要参加革命，但对于当时的八路军了解甚少，找不到门路，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想要参加革命，是县里的八路军到我家乡招通讯员。当时有同志来问我的意见，我很高兴地报上了名，正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我母亲怕不安全，又将我从革命的大门前拉了回来。”孙家廉说起了前两次未果的经历。
从儿时起，孙家廉便深受革命熏陶，外出讨生活时，小小年纪的他便协助地下工作者侦察日军岗哨、搜集情报，还敢朝敌人开枪……因此，他一直将“正式加入八路干革命”视作精神追求。
之后，孙家廉投身革命的心情更加热切，也更加坚定，“因为我深感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有出路，所以，私底下和同村想参加八路的乡亲联络。村里干部也动员我父母，说‘孩子想干革命，有志气，就让他去吧。在当地参加革命，你们还能见到；万一跟着路过的八路军走了，你们去哪里找？’”
正是这次，孙家廉顺利成为工商局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正式干革命前，工商局的领导跟我谈过话，郑重地向我说明了当时地方斗争的严峻形势，告诉我参加革命的危险性。”15岁的孙家廉斩钉截铁地回答，“既然出来参加革命，我也没想着再回去。”
就这样，孙家廉成为渤海行署工商管理局三分局卫固事务检查站的一名办事员，他的革命生涯也从此开始。
“虽说是地方政府，但供给与当时的部队是一样的，衬衣一年一件，单衣两年一身，棉衣三年一身，大衣五年一件，鞋子是老百姓送的。”就供给问题，领导也曾与孙家廉谈过话。因为当时情况困难，要求增产节约，领导问他个人能节约多少。
“我向领导报告：‘只要管吃就行，其他的我不需要。’”孙家廉笑着说。
“可以说，在市场上发生的经济问题都是由工商管理局处理。其中，以收回法币的工作尤为重要，收回的方式主要是收税和兑换。收税的时候需要缴纳法币；兑换，就是一块北海币兑换约一万法币。”回忆起当时的工作，孙家廉依旧记忆清晰。
少年老成，擒下烟贩立大功
时间来到1946年，年仅16岁的孙家廉成为经济斗争中经验丰富的战士：“平时两人一组在路上设卡搜查，夜间出去缉私。”
孙家廉记忆最深的还是抓到烟贩、首次立功的经历。
数十年过去了，孙家廉仍对这次经历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早上，事务所所长安排我去公路设卡，那时候通过关卡要出示行路条。像去张店卖菜的，出示行路条就通过了。”孙家廉在检查行路条时，发现了两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有两个25岁左右的青年男子推着一辆小推车过来了，奇怪的是车上什么也没有，只有车把上挂着一个篮子。两个青年推着个空车子实在令人怀疑，所以我当即让他们停住，询问了一番。”两个男子神色不定，解释要去张店买杂货。
了解到情况的孙家廉犯了嘀咕：“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很紧张，这两人却推着一辆车子去买杂货，实在有些蹊跷。更让我疑惑的是买杂货连容器都没有，甚至没带一条绳子。”围着两人的车子转了一圈，孙家廉并没有发现异常。
但突然，车把上的篮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就问：‘这篮子里装的什么？’两人回答：‘是高粱饼。’”
于是，孙家廉便让两人将篮子打开，“里面盖着一块手巾，下面的确是高粱饼子。”
“先拿出来两块饼子，都没啥问题。到了第三块饼子的时候，它的颜色变了，我凑近一闻，有一股大烟的气味。再往下看，隔着一块饼子又有一块大烟味的‘饼’。我心里想，他们这是看我年轻想糊弄小孩子啊。”孙家廉笑着说。
为了打消两人的警惕，他岔开话题，问篮子里有没有藏枪，两人当即否认，说不会到敌区去送枪，恳求孙家廉放行。
“我忙编了一个理由，说收到上级指示，今天不准从这里放人进张店。他们再次提出通融通融，我作出无奈的样子，表示我只是个执行任务的小兵，做不了主，要想从这里通行，可以跟我一起到村里去请示领导，只要领导同意就可以放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嘛，否则我私自放人走了是要关禁闭的。”就是这样，孙家廉趁机将两人带到了村子里，并找了借口与领导提前通气。
“所长很有经验，打开篮子一看，当时就确定了里面所谓的‘饼子’就是大烟，立马吩咐我拿来绳子，将这二人绑了起来。”就这样，孙家廉成功破获一起贩烟案件，立下首功。
周村解放 奉命驰援
1948年，孙家廉遵照上级指示，到高苑县（今高青县）樊家林村工作。
“我是通讯员，当时的任务就是到村里和集上巡查，以此警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之人，警告他们不要有什么不法行为。那时候没有成立专门的税务局，税收由工商管理局负责。”孙家廉说。
就这样过了几天，孙家廉在出任务过程中接到紧急命令，要马上出发进周村，要求他立即集合。
孙家廉不敢有丝毫耽搁，迅速赶往集合地点。等到达时，一位姓马的领队已带着七八人等候。简单安排任务后，大家立即出发。
“等我们赶到周村城外时，战斗虽已渐息，但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孙家廉对那时的情况还记得清清楚楚。
“虽然大家累得已经走不动，但领队觉得晚上睡在城外极不安全，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于是，与守城战士多番沟通后，他们一行人越过东门城墙爬进了城内，进入了解放的周村城。
从周村马路街到长行街，再到小炭市，孙家廉一行抵达杨承茂宅子处报到，随后在明家胡同的大院中休整。
“此时，我们已是奔波一天滴水未进了，抵不住倦意沉沉睡去。3月天气尚寒，凉凉的夜风将我们吹醒。实在是冷得没有办法，为了御寒，我们在院子里跑了数圈。”孙家廉回忆，两三天后，他们一行人来到银子市东来升绸布庄旧址(现大染坊处），将这座大院作为以后的办公地点。
20世纪40年代的周村风貌
扎根周村 严守纪律两袖清风
周村解放后，政府迅速行动，发布布告，号召群众恢复秩序，鼓励工商业者开工开业。孙家廉和同事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我们到商户家中仔细摸排，查明店中的具体商品及数量，将洋布、洋线、棉纱、黄表纸、神香、香皂、胭脂等商品存货一一登记造册。周村那时主要商业区在大街，丝市街多为卖丝的商户，银子市卖香烟的商户较多。”说起工作日常，哪怕过了七十多年，孙家廉记忆犹新。
同时，周村工商局大力开展缉私检查，尤其是在夜间，前往火车站、重要路口等地，重点打击买卖假北海币的行为。也是这年秋天，孙家廉查获了一起令人印象深刻的假币案。
“那时我在油坊街附近执勤，碰上一个提着草纸包的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自称是周村傅家庄人，到章丘去买茶叶。”这让孙家廉感到疑惑，因为那时周村茶叶是非常有名的，品种齐全、物美价廉，一个周村本地人不在当地买茶叶，竟跑到章丘去买茶叶，这也太反常了。
于是，孙家廉立即“让一道执勤的三个转业军人盯住他”。
“这名男子特别狡猾，要求到高粱地里解手，趁机将口袋里的钱撒了。我偷着踢了踢他的草纸包，很沉，不是正常茶叶的重量。我们立即将该男子带回办事处盘问，问他是哪里人，他答是周村本地人，但他连周边街道的名字都答不上来，最终承认来自‘马棚’。”孙家廉回忆。
“马棚，便是那时印制贩卖假北海币的地方。”孙家廉把草纸包的绳子解开，里面露出了一叠叠假币，这下基本确定了男子假币贩子的身份。
“当晚，这个人就被送往市工商局。”孙家廉摇摇头。
孙家廉就此在周村扎根，“刚到周村银子市办事处的时候只有我们4个人，后来增加到七八个人。”如今，离休35年的孙家廉对当时的纪律依旧熟稔于心，“到商户家里检查，有严格的纪律规定，绝对不允许私自在商户家抽烟、喝茶。那时候单位一周开一次检讨会，总结这周的工作情况，反思这一周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有没有抽人家的烟，喝人家的茶，当然喝酒吃饭就更不行了。”
重温红色记忆，孙家廉笑着嘱咐我们：“现在国家建设得这么好，年轻人要好好珍惜、努力奋斗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明君 实习生 王馨 通讯员 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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